观察教育政策的基本特征，可从两个维度入手：第一个维度是政策内容，主要涉及连续性与创新点。无论是党和国家文件，还是部委行政规章或文件，都会兼顾政策前后连贯性和新出台举措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维度是政策工具，主要涉及一般性政策导向与相对刚性要求。国家教育政策必然明确回应社会关注的问题，给出可能努力的方向，对重大问题有相对刚性的解决方案，通常辅以专门项目工程或配套文件。

    教育政策研究，应属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分支，我比较倾向的公共政策定义，主要解决的是政府依据国家法律制定政策，来确定自身“必须做什么、不做什么、禁止社会做什么”的问题。按照公共政策理论的一般说法，教育政策研究锁定的对象主要有：政策性（或决策前）的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问题、决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决策中止（终止）相关的问题。

    相应地，如果从事教育政策研究，就会遇到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政府决策层提的，即使当面不问，心里也许在问，“你们的研究成果有什么用？”第二个问题通常是研究者问自己的，辛辛苦苦写的报告上报了，或者论文发表了，甚至决策者批示以示重视了，但是“然后呢？”第三个问题是学校、社会、媒体都会问的，“你的研究立场在哪儿，究竟替谁说话？”所以，只要是以教育政策研究为生，就须经常直面这三个问题。

    决策者质疑政策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完全是决策者职责所规定的，一个问题成为必须通过决策才能解决的问题，就必须全面准确了解其背景和成因；研究者自问政策研究成果的出路，完全是对自己研究能力的考量，一项成果被束之高阁或被弃之无用，有时的确属于没有抓准问题实质或采取的方法失当；学校、社会、媒体追问研究者的意图，如果不是出于利益相关，大概就是因为各方固有的价值取向。

    尽管教育政策研究的内外条件如此复杂，我们仍然对有质量的教育政策研究孜孜以求。我觉得，有质量的政策研究，未必有用；但是有用的政策研究，必定是有质量的。原因是，所谓有质量的政策研究，主要是指，政策问题选准，分析方法得当，数据证据可靠。但是，政策研究的最大用户是政府决策部门，最终判定政策研究成果是否有用。因此，教育政策研究，首先是重视质量并且根据用户需求不断改进。

    如何形成有质量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我认为，涉及的基本环节至少有四个方面：人员的结构、研究的选题、研究的规范和成果的传播。


    第一，人员结构。教育政策研究课题需要不同人员参与，多方参与的优势显而易见，可从不同角度相互启发，共同切磋，拓展解决问题的路径，但也存在明显弱点，多方参与的人际磨合难度，在有限研究周期内往往很大。任何领域研究都是日积月累的，不可能刚进入某个领域马上就能出有质量的成果。有的课题组把一些专家列上却没有安排实质性研究任务，而且他们是不是对该领域很熟悉也不好说，有时只是因为他们有职称或是某方面行政负责人，可调动额外资源来支持课题。因此，研究组织者应清晰了解做课题需要什么样的人，尽量扬长避短，这是形成有质量成果的重要基础。

    第二，研究选题。教育政策研究，需要处理好领域（或学科）导向与问题导向之间的关系。特别对问题导向的教育政策研究而言，尽可能不要企图在一个课题里同时解决多个问题。有些研究项目由于启动时题目过宽，高估了自身能力，有“小马拉大车”之嫌，最后成果就会打折扣，特别是选题不够准确，边界不够清晰，都会导致以后的“硬伤”。所以，在确定研究目的和范围的过程中，应本着力所能及、量力而行的原则，尽量把要研究的问题选准，把边界弄清楚。只有沿着正确方向和有限目标，集中攻关才会效益更高，才能出有质量的成果。

    第三，研究规范。既然多数政策研究是问题导向的，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范式，可能需要针对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和成果呈现方式。一是教育政策的一般调研报告。行文逻辑是说明问题是什么，程度怎样，建议怎么办。报告框架多为3-5段：1）问题由来；2）程度判断；3）原因分析；4）后果判断；5）建议对策。这类报告的事实陈述要简略，论据到论点之间可有跳跃，引文注释基本不用，最多在正文中点到数据证据来源。二是教育政策的系统研究报告。行文逻辑是说明问题是什么，用什么办法得出这样的判断，同时有哪些可能的解决办法并谈出自己倾向性。报告框架相对复杂一些：1）把问题由来解释清楚；2）选取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3）研究过程是怎样的；4）对问题因果进行系统分析；5）就对策的不同可能性进行分析；6）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中倾向哪一种，理由是什么。这类报告的概念要很清晰，论点和论述关系准确但可保留一定弹性，引文注释方面重点加注，重要参考文献必须注明。三是与教育政策相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行文逻辑是说明问题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性质，用什么方法调研，发现了哪些基本结论，验证假设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框架大体是：1）研究目的是什么；2）有哪些基本假设；3）列举得出这些基本假设的原因；4）选取什么样的方法验证这些假设；5）怎么收集数据、怎么分析、得出怎样的结论。至于这些结论可以导出多少政策性建议并不重要，关键是阐述事实，给出可靠的判断结论。这类报告可能不会直接指向某项政策，但对问题要讲透，概念界定要确切，论点论据描述要精确，之间不能跳跃，引文注释也要更严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何类研究报告都应是基于证据的，尽量避免有感而发的推论和演绎。

    第四，成果传播。传播是应用的基础，教育政策研究成果传播比其他学科成果特殊。其他许多学科成果首先在学术圈内传播，然后扩散到更多用户，但是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的首要任务是让政府决策部门知道，其途径可以是：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发在网络上；直接寄送；通过系统层层上报；通过两会代表委员提案；完成决策部门交办任务，等等。所以，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系，对教育政策研究成果传播非常重要。设想一个教授在大学中研究教育政策问题，讲授教育政策学，但没有写过政策研究报告，也没有为决策提什么有建树的建议，直到退休都是书斋学者。其实，只要研究者愿意，完全可能在教育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后，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网页更新的机会，我衷心希望，在中心研究团队的努力奋斗下，在国内同仁的热忱襄助下，共同推动中心网页尽快成为全国范围内有质量的研究成果交流协作平台，真诚期盼各级教育决策部门从中能够找到有用的参考材料，获得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