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以邓小平同志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为起点，中国教育迈出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步伐。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进程中坚定不移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对外开放，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推动中国教育逐步走向世界教育中心，创造了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伴随着中国从参与融入到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肩负培养优秀人才、促进人文交流、服务现代化建设重要使命的教育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总体格局。作为国家对外开放先声的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在坚持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事业、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国家整体外交事业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之路。

1978年至1992年

教育对外开放从学习跟跑中起步

教育对外开放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全局高度，审时度势，把扩大派遣留学生作为教育开放乃至国家整体开放的突破口，通过留学打开了当时几近关闭的国门。在其后的岁月中，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这一政策都始终如一。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不到20天后，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为落实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出国渠道，中国政府首先与美国达成互派留学生协议，其后又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商谈，成功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自此，中国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并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从而拉开了教育对外开放的序幕，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调整与恢复中迎来了学习跟跑的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其中，面向世界即放眼世界，具备国际视野，吸收世界一切教育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提高中国教育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世界进步作出贡献。这一时期，以派遣留学生为引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面向世界、官民并举、双边多边并举的鲜明特色。当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与中国相关的双边教育交流活动给予较多的方便和支持，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活动予以正面宣传，西方民众与教育交流相关机构也对来自东方的古老文明报以极大热情和好感。由此，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双边教育交流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美国恢复“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与英、德、法、日等多个国家开展教育合作；先后对亚非拉国家开放留学，资助其留学生来华学习。这一时期的出国留学人员，一方面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为中国在教育、科技、经贸等领域更好地融入世界提供了助力，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向海外推广中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化，加深了中外双方彼此了解。同时，来华留学生也为我国外交工作注入了活力，为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双边教育交流的主要动力，源自政府间高层官员互访和双边教育合作协定，民间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外留学生，一些民间机构也开始主动参与。特别是随着教育国际交流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迫切要求创新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组织形式。1981年7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立，中国民间的、半官方的教育国际交流有了专门组织，开辟了教育对外开放的崭新渠道，在教育对外交流合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后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架设起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语言之桥；1987年，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成立，使官民并举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成功发展，为后来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的孔子学院的成立和建设积蓄了能量。

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边组织的教育交流合作也逐步开展起来。1978年，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了第一份备忘录，正式开启了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三大领域的合作。当年，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向国务院递交建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获批，之后便开始组建教科文全委会，负责牵头协调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

198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通过各种形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完全符合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方针，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出国留学人员工作方针被明确为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自此，中国在一些国家陆续开始设立使领馆教育处组，为进一步发展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打下了扎实基础。1986年1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该规定内容广泛全面，涉及了当时出国留学事务的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1987年1月，国家教委印发了五个关于公派留学的《管理细则》。40年来，《暂行规定》和五个《管理细则》中的许多内容沿用至今。可以说，这是中国出国留学工作进入稳定发展期的转折点。

1993年至2002年

教育对外开放进入扩大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和完善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留学工作，鼓励出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引入强大智力支撑，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被写进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标志着中国以制度化方式再次确立了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政策。同年7月，国家教委印发《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从此，中国的留学事业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伴随着出国留学事业的发展，留学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留学人员“留而不归”逐步引起了国家重视。国家教委借鉴国际经验，改革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管理办法。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全面试行国家公费出国留学选拔办法，即“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标志着国家公派留学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

1996年，教育部全面实施“春晖计划”，拨出专项经费资助在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这在广大留学人员中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1999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面启动，留学工作被置于重要位置。2000年，全国教育外事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了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留学工作的成绩并确定了今后5年留学工作的方向。

这一时期，中国双边多边教育交流进一步拓展。在双边教育交流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德职业教育合作为这一时期的双边教育交流注入了活力。中德双方共同建立了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包括北京的中心研究所和上海、辽宁两个地方研究所，先后设立了天津、山东平度职教中心等10余个合作项目，旨在借鉴德国经验，为中国培养一批职教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受企业欢迎的技术工人。以此为平台，中德双方互派教师、研究和管理人员及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交流、传授经验，为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多边教育交流方面，中国全面参与了世界遗产、政府间海洋学计划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计划，以及丝绸之路综合研究等重大项目。此外，这一时期教育对外交流工作的一大重点就是展示传播中国“以和为贵”的精神理念，减少国际交往中的误解和藩篱。

2003年至2012年

教育对外开放迈入主动谋划、持续发力的快速发展阶段

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政府认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纷纷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定位，将教育国际化上升为国家整体战略。这一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加入世贸后，中国政府陆续制定和修订了与教育对外开放相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大力推进双边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改善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环境。2004年，国务院印发《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全方位、高层次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确定了5年内教育对外开放的思路、策略及行动举措。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把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举措，明确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始终面向世界，进一步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和教育现代化水平，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围绕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部署，坚持宏观统筹与具体实施、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互为补充、有效配合，深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在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汉语推广等领域取得新进展，在双边教育交流合作特别是机制构建、平台拓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在中央高度重视下，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领域，在国家总体外交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自2004年起，孔子学院开始在世界各地设立，积极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逐渐形成了宏观、微观相协调的对外教育交流矩阵。

这一时期，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中外人文交流事务中。以教育交流为引领的中外人文交流工作逐步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正能量，通过中国历史悠久且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教育、艺术等表现形式，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的创新理念，以一个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力争使中国的“软实力”在国际上获得与“硬实力”相称的地位。

这一时期，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拓展，中国与教科文合作成果丰硕，很多重要会议和活动开始在中国举办，包括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部长会议、首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首届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大会、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国际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大会等。同时，中国人也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崭露头角，继中国学者苏纪兰两度连任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当选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唐虔担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

2013年至今

教育对外开放步入提质增效、迈向领跑的新时代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迈向追求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时代。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开放发展新战略为教育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开始步入提质增效、迈向领跑的新时代，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教育的中心。

双向留学与人才引进规模迅速增长，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截至2017年底，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3.20万人，占已完成学业人数的83.73%。截至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划”共引进8000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留学中国计划”扩大了来华留学规模，学历留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比例上升较快，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大留学目的国。海外优秀人才来华从教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正在实施的海外名师项目和学校特色项目已惠及160余所非教育部直属高校。各地方政府积极出台海外优秀人才引进计划，吸引了大量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

双边多边人文交流机制不断完善，上升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支柱。迄今为止，中国已先后建立了中俄、中美、中欧、中英、中法、中印尼、中德等八个高级别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教育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千个教育机构建立了友好关系。教育国际交流在人文交流机制平台上得到实质性推进。中外教育领域高层智库间交流日益增多，成为中国外交的有益补充和民心相通的活跃力量。伴随着留学生质量和数量的双提升，留学生已成为中外人文交流天然的使者。不断扩大的教育对外开放，为各国间的政策沟通、贸易沟通、货物交流等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中国教育敞开胸怀，不断推动全球教育深度合作、互学互鉴，积极促进世界各国教育共同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请进来、走出去”稳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带动中国教育质量整体提升。截至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近2600个。海外办学迈出实质性步伐，已举办100多个本科以上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清华大学携手华盛顿大学创建的全球创新学院将迎来首届毕业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正式启动并面向全球招生。与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育合作交流关系，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开展教育交流，与4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习近平主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历史性访问，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成功加入《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中国教育的话语权不断扩大。推进省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基本实现主要节点省份签约全覆盖。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汉语学习人数达1亿人，中华语言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

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升，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各级各类教育规模持续稳居世界首位，逐步由大到强。2016年，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第18个正式成员，标志着中国工程教育质量得到国际认可。“双一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多所高校进入世界权威排行榜。41所高校进入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30所高校进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500强，6所大学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100强。2015年10月，中国首次用中国标准、中国专家、中国模式对俄罗斯3所大学的8个专业开展联合认证和国际认证。通过参与国际评估，我们可以尽快掌握国际教育质量标准的话语权，成为国际教育评估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培养和锻炼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标准规则、理念先进、技术娴熟的“顶天立地”的教育评估专家，从而赢得教育发展的主动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有关报告高度肯定中国全民教育发展成就和对全球教育发展的贡献，中国教育模式成为其他国家教育改革的参照。2016年7月，英国政府决定，持续开展中英数学教育交流项目，在中小学广泛推广上海经验。

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缩影，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生动写照。40年来，教育对外开放不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作者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熊建辉）

来源：《神州学人》杂志 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