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变迁与组织模式应对

发布日期:2017-12-12浏览次数:310次

大学,古老而常新。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全世界1520年之前创办的、名称不变、功能不变的现存机构有75个,其中61个是大学,其余14个为宗教性组织,大学超过80%。美国现代著名比较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认为: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大学模式,源于巴黎大学模式。但是,现在的大学与过去的大学又的的确确是不一样的。

  

  一、大学的“变”与“不变”

  

  1.学术本质的不变

  大学(拉丁文Universitas)原意为社团、协会、组合或行会,直至14世纪才成为特指大学的专用词。它确切地显示出欧洲大学在其建立之初的组织形态:仿照职业行会组织起来,从事学术活动的特殊团体集合。

  哈佛大学前校长普西(N.K.Pusey)教授指出 :“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从组织功能看,大学的社会作用是创造和传播知识。正如美国学者托费尔•詹克斯在其所著《学院的革命》一书中指出:“高等教育使知识的王国成为其特有的领域。这种知识由于它自身的缘故,由于它能满足希望摆脱无知与迷信的人们的需求,可能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不论是为知识而知识,还是为使用知识——知识是高等教育所应给予的东西。”

  因此,学术是大学的根本所在。专业性则构成了大学工作的基本特征,即在大学里所处理的知识是专业性的知识,是必须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处理的知识。学术发展离不开自由的学术批判,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制度不变的内涵。

  

  2.大学生存环境的变化

  首先,是市场影响的加大。1991~1992年间,来自12个国家22所大学的教育界人士3次集会于美国,讨论高等教育与过去有何不同,结论是:对大学最重要的改变力量来自外界,即“社会需求”或“市场力量”改变了大学 。市场的影响在近代以来逐步加大,大学已不可能隔绝于社会而独立存在,学术自由不是没有任何约束。伴随着工业化、知识经济的到来,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实现,教育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一种投资活动,学校需要考虑投入产出和市场运营,价值规律与教育规律共同成为大学的生存规律。特别是,教育内部关系和教育过程更多遵循教育规律,教育外部关系和教育安排更多遵循价值规律。

  其次,是政府介入力度的增强。大学从“象牙之塔”步入世俗社会的“轴心”,与国家发展、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学术成为资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要素,高等教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需要介入高等教育,大学发展要体现政府意志,大学制度的基础由学术自由主义转向学术资本主义。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如何保证大学在接受政府资金的同时仍然保有相应的学术自治成为问题的关键。绩效管理成为解决问题的良方,英国的科研评估拨款、美国拨款公式中的绩效指标、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法国大学与政府合同的签订、德国的精英大学和基金会大学改革,都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具体运用。

  微观搞活的前提是宏观有序。尽管不少大学领导人奢望大学独立于社会和政府,但是高等教育毕竟植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壤,并服务于后者。学生规模急速膨胀、社会需求日趋多样、教育成本持续上扬、办学经费出现短缺,外界开始审视高等教育的质量、效率和社会适应性,高校也开始关注自身的特色、水平和经费使用效益。大学必须借鉴更有效率、实事求是的企业经营作风,以缓解财务压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及其自身的发展。

  

  3.大学内涵的变化

  第一,从世界性的大学到地方性的高校。大学首先是世界性的,中世纪时它作为国际化组织而产生,其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使用着拉丁语这一共同的语言进行着教学活动。当大学所在地不适合其成长时,它甚至以迁移来抗争。后来,高教发展出服务的第三功能,高校才逐步地方化,地方性高校在数量上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现如今,高等教育既要为全人类的公共利益服务,也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还要为地方发展服务。为地方发展服务,实质上也是其为国家和为人类服务的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地域差异显著的国家尤为重要。我国前些年进行的管理体制改革,就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对高教为地方发展服务予以的优先保证。

  第二,从培养社会精英到培养专业和岗位精英。古老的大学是探讨和传承高深学问的场所。既然是高深学问,必然是少数人才有资格从事的活动,并且这少数的人也必将是未来治国安邦之栋梁。高教是一种特权,关注的是塑造社会精英阶层的能力和人格。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实现,社会的需求逐渐多元起来,要求高校为各行各业培养人才。此时高教已融入整个社会,不能再专为原来少数的社会优越部门的“精英”岗位服务,而要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在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经济基础,需要为迅速发展着的产业经济部门服务。高等教育已融入了整个社会,要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精英的维度在扩大,不同精英的知识能力要求也各不相同,人们通过专业化教育而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支撑性人才。

  第三,从单一的大学模式到多样化的高校模式。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高校办学模式逐步多样化的历史,是旧的教育形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断产生新的教育形式的历史;同时也是办学模式不断趋同的历史,是各模式间不断模仿、学习、借鉴的历史。大学模式在发展和学习中发生了进化,如德国在英国模式的基础上产生出了研究的功能,美国在学习了英国和德国的模式后催发出了社会服务的功能。上述变化,是这些国家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杰出贡献,并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大学共同的模式。不同的功能变化和办学模式,再与各国传统特点的结合,产生了更为复杂的高校模式,如日本在学习了德国和美国的模式后、中国在借鉴了西方及前苏联的模式后,都加入了一些自身民族性的东西。

  第四,从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系统学认为,结构决定功能,而组织功能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予以保证。随着大学规模的增大及功能的扩展,大学的管理职能开始分化,大学组织结构从简单组织演变为复杂组织。在早期传统大学时期,学校规模都很小,并没有专职的行政人员,常常是教学、管理集一人于一身。在中国,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明确提出要“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的同时,指出“学校要善于行使自己的权力,承担应负的责任,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自主办学实现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是学校真正地面向市场和社会,这与传统上“象牙塔”取向的学术组织机构有很大的差异。在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还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这些变化,均要求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去有效适应。

  

  二、我国大学组织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

  

  1.国际社会两个体系的高校模式逐步明朗

  世界高校模式尽管复杂,但从规律上看有着两个体系的痕迹:一个重视学科性人才培养,另一个重视应用性人才培养,突出的代表是传统大学办学模式和专门学院(或专业大学)办学模式。

  先看传统大学模式的演变。法国的巴黎大学是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教师按行会模式聚集在一起招收学生。稍后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在学院制模式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学生与教师学习、讨论、生活在一起,在教授“烟斗的熏陶下”成为绅士。1810年,德国创立的柏林大学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初步确立了近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美国在学习了英国和德国的模式后,催发出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产生了现代密集研究型大学。目前,我们所追求的 “一流大学”,参照模式就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再看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在世界高等教育多样化过程中,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产生、壮大与完善最具活力。如德国,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n)要求其教师必须有五年行业工作实践经验,强调专业、岗位和综合技能。其办学模式、教学模式与传统大学明显不同,专业应用性极强。美国,逐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化高校体系。英国,出现了牛津和剑桥等著名古典大学与城市大学、新大学、多科技术大学的共同繁荣。德国,通过大学与高等专业学院两种模式的并进发展,为其制造精致产品的产业界持续注入经久不衰的创造力和实现力。法国,更是走了一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培养高级应用性人才的工程师学校的社会地位甚至超过了综合大学。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出现过一批专门学校,战后被改编为新制大学,废除了专门学校制度,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又重新出现了高级专门学校,说明了社会需求和市场的作用。

  当然,也要看到在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和终身学习社会后,两个体系的高校开始融合和沟通,需要架构立交桥。我国高等学校的体系建设还任重道远,学校特色、办学理念等都还有待于找准方向。

  

  2.资源型社会的巨大影响

  当今社会是一个资源型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而行政掌握着巨大的资源。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上任何热点问题无不与资源有关——海湾战争、伊朗核问题、低碳、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甚至包括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战争是经济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资源高于一切,华尔街可以“绑架”美国政府,金融危机全球买单。

  从国内环境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与投资驱动和资源消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生产1美元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为发达国家的2-5倍,因此我们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观。但是,我们在启动知识经济社会引擎的时候,国家的工业化尚未完成。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我们还离不开对资源的依赖。谁拥有了资源,谁就占据了发展的制高点。这就是为什么房价那么高可还在涨,垄断企业定价那么高可还说亏损,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要竞标,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大。资源成为社会的主宰。

  资源不仅仅是物质资源。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种,它们不直接等同但具有交换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可以通过学习而改变生存环境,社会上有那么多的潜规则,某地政府明码奖励考上中央和省级政府公务员者,及沸沸扬扬要撤消的驻京办事处等。资源永远是短缺的,因此才有社会对资源的依赖。大家都渴望拥有和扩大资源,以增加自己的资源交换能力。政府要有调控功能,因此行政需要掌握一定的资源,权力演变为资源。

  教育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大学已走出象牙塔,也都受制于资源。高等学校越来越大,追求升格,外延扩展隐含着资源的增加。教师角逐行政位置,一方面说时间被挤占,另一方面还希望得到,因为可以扩大资源。教授被称为“老板”,经费、课题、招生权均是资源。拥有其它资源的成功人士来学校镀金,扩大了学校教育资源的交换能力。各种评审、称号、头衔、名誉等都潜在着资源,因此也成为大家角逐的对象,厦门马拉松作弊事件则向人们展现了体育加分的力量。各种学术会议演变为有心人建立关系、资源互换的重要场所。

  有一位高等学校领导曾经与笔者探讨说:虽然需要反对校领导牵头做课题,但事实证明,有校领导牵头容易申请到课题、容易组织起队伍、结题反映也都不错,还容易评上奖。值得深思。

  这是当前大学发展的生态环境,涉及温总理所关心的大学制度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问题。

  

  三、大学组织模式应对

  

  1.大学组织变革需要正视的几个前提

  这几个问题并不是大学所能独自决定和解决的,但大学必须面对和应对。

  首先,要确定自己的“层次、类型、使命”  定位特色。按层次分有“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学院”,关键是定位有序、提高质量;按类型分有“学科性人才培养、应用性人才培养”,关键是导向明确、办出特色;按使命分有“世界级大学、国家利益大学、地方性高校”,关键是政策促进、办出水平。层次、类型、使命不同,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不同,越是特点鲜明越能成就卓越。

  其次,要思考自身学校适宜的治理模式。大学不是行政机关,需要在大的原则下探讨自己自主办学、自我管理的特点。如美国的公立大学分为宪法上独立法人的州立大学(constitutionally independent corporation)、公法人的州立大学(public corporation)和州政府机关的州立大学(agencies or instrumentalities)三类 ;按照设立方式,英国大学有经由特许状设立、根据公司法注册成立和通过议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设立三种类型,在有关高等学校的判例中,“对有的高等学校,法院要求它严格遵循自然正义原则,而对有的高等学校,法院却不要求其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瑞士不同的大学遵循不同的办学模式,州立大学源自传统大学、推崇民主管理,联邦技术学院直接面向国家发展、更多采纳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不同学校的管理风格可以也需要有所不同。

  第三,要探讨学术人员自身发展的道路。在现有体制下,行政高于学术,学术人员有了行政职务将会有更高的声誉、就能争取到更多的资源,这恰恰腐蚀了学术大师生长的土壤。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要能让教师在自己的学术轨道上得到更好地发展,而无须借助于外力,要摈弃对优秀人才奖励的“奖官提拔”做法、形成优秀学术人员脱颖而出和广大教师醉心于学术工作的机制。大学最早的模式是行会性组织,教授治校其实就是学者共同体模式。目前,大学都是巨型组织,要实施战略管理,学者共同体模式控制大学一级的所有决策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教授需要得到尊重并有一定的决策权,“共同体”特性这一大学产生之初的形态绝对不能丧失而需要有呈现形式,如可否把它降到院系一级实现、并主导大学一级的学术决策权力。这样,才能真正对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有所激励,而不是对行政权力的崇拜。

  

  2.与分类相对应的大学组织模式设计框架

  从大学功能、使命视角看管理组织模式,大学可有自治大学、社会公共部门大学、创业型大学、服务型大学四种,它们与学校的层次、类型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现在我国的大学基本就是社会公共部门大学和商业性大学的混合体,既高尚又低俗,不能全面满足蓬勃发展的社会需求。

  自治大学。《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这其实就是大学自治的中国特色表述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均得到了蓬勃发展,政府难以把过去少数大学享有的特权和自治给予所有的大学,这便导致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政策差异。对大学地位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最有名望的大学,既保持了其名列前茅的地位,也保持了其特权和自由;当政府认为受到保护的高等教育的“自治部分”(尖子大学)的权力过大时,想的并不是废除这些特权,而只是想缩小它的范围。我们的“985” 建设大学,面向世界一流,是世界级大学(world class university)。它们需要加强办学自主性,真正按一流大学的规律和模式办学;加强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以国际化学术标准接受检验和评价;自主面向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培养世界领袖人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极致地发挥它们对国家发展的作用。

  社会公共部门大学。这些大学,是社会分工链条的一部分,为公共利益服务,受政府控制程度较高。与自治大学所拥有的实质性自主权(有决定自己的目标和计划的权力)不同,社会公共部门大学拥有的是程序性自主权,即只具备如何去实现已被确定的目标和计划方式的权力。它们包括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也包括一些地方性高校,但特指是那些国家利益大学。如行业特色大学,是行业发展的技术先导,它们的专业水平决定着行业发展的技术水平,直接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服务;或那些面向全国高水平的大学,它们在较高的层面上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创业型大学。如果说自治大学为传统大学模式、社会公共部门大学为政府严密控制的标准化大学模式的话,创业型大学则开创了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直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活力的模式。它们是崇高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但积极用市场化手段去开创自己崇高的事业。人们一般认为斯坦福大学是这类大学的典范,因为它创造了硅谷繁荣,或是麻省理工这样的工业大学。但我认为创业型大学在某一时期专用于新兴大学更有意义,如英国的Warwick大学,为成立于1965的新大学,它不走传统大学的模式,被称作 “适应时代需求”和“工业占领”的大学。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提出实现创业型大学的五个共同转型要素是 :一个强有力的驾驭核心,一个拓宽的发展外围,一个多元化的资助基地,一个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一个一体化的创业文化。我国的许多地方性高校需要有勇气走创业型大学的道路,其基本的路径是:勇于创新的办学理念(idea),转化为整个大学的奋斗信念(belief),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culture),成为维护统一身份(identity)的共同世界观,最终创造一段传奇(saga)。

  服务型大学。这类大学以教学、培养人才为主,直接成为市场分工链条的有机组成。主要发挥高等教育三大职能中的“教学”一项,但面向市场育人,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面向地方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工作。它们不是营利性大学,所从事的也是崇高的事业,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只是利用商业模式,注重产品(特指学生)的质量和市场需求,关注投入-产出效益;它们也不是社会公共部门大学,尽管可能是公办大学,因为它的专业要直接面向市场,需要有灵活的自主调整权利;当然,它们也不是创业型大学,因为它以教学为主,尚不具备进入地方经济发展心脏的信念和实力,即使有社会服务也主要是通过教学衍生来实现,当然在发展中也有可能向创业型大学迈进。我国大部分民办高校和地方性公办高校属于这类大学,特别需要关注质量、效益和毕业生就业。

  

  (作者:马陆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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