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近年来人们比较关注的话题。当前，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处境。

　　

　　第一个维度：同一坐标中的差距

　　

　　第一个维度是把我国大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放在同一个坐标中来观察。这一坐标主要包括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世界大学排名的国际比较。从这一维度来观察，我国大学发展水平大致好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学，与发达国家大学的差距逐渐缩小，一些大学初步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

　　

　　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人类发展指数”。2010年以来的新指数由3项指标构成，即人均期望寿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人均受教育程度（由2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和5岁人口期望受教育年限加权生成）。1980—2013年间，我国这一指数从0.407的低水平组跃至0.699的中等水平组，在187个国家中排第101位，其中教育指标排位要略高于经济指标排位。

　　

　　高等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为3325.2万人，稳居全球第一。同年，毛入学率创30%的历史新高，在联合国教科文数据库中，高于同期中亚、阿拉伯、西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持平，尚低于北美和西欧、中东欧、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位居世界平均水平。但根据国际高校联盟的2012—2013年全球高教体系排名，在采用衡量高教体系的资源、环境、国际连通性、产出等质量组合性指标后，我国在50个国家中排到40位左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世界大学排名的国际比较。近年来，各种各样、见仁见智的世界大学排名层出不穷。尽管这些排名榜都有过度关注大学绩效尤其是关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成果的偏向，多少有些忽略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教学质量和社区服务推广等方面的成就，但总体来说，我国能够进入前200名的大学不足10所。这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外部竞争压力。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一些大学初步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追赶世界平均水平的步幅明显加速。如果基于国际学术标准，少数研究型或综合性大学在许多学科领域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学甩在后面。但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科技创新体系、产业技术层级和吸纳就业能力等方面还需持续改善；在高教体系内部以及高教体系与外部系统之间，制约运行质量、资源共享、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突出。因此，我国大学要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难度上也不容低估。

　　

　　第二个维度：不同标尺下的差异

　　

　　所谓差距属同一坐标，差异则是不同标尺。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文字、教育、科技的历史发展路径迥异，这也导致我国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与其他国家大学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原本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21世纪相互融合的程度空前提升。从这一维度来观察，文化背景的差异、多元文化的交流既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财富，又将带来难以避免的严峻挑战。

　　

　　从文字方面看，我国最早的成型文字为大汶口象形文字，此后汉字自循演进之路，衍生出独特的汉字体系，承载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也带来了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教育方面看，我国封建社会形成较为成熟的官私学体系，由科举牵引，乡学私塾与书院结合，与欧洲教育路向不同。至明清西学渐入，受其影响，清末终废科举，改立学堂。民国初办学校，才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教育体系几经变革，当代大学也远离古代书院传统，而是汲取西方学科专业模板为我所用，逐渐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科技方面看，我国科技自夏商周积累，春秋战国奠基，秦汉形成体系，与西方分道而行。此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发展，隋唐五代持续，我国科技在宋辽金元时期达到高峰，到明清则开始缓慢衰落。西方近代科技传入我国后，二者开始逐渐汇合融通。

　　

　　文字、教育、科技等方面发展路径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土壤”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直面“道、理、学、术”关系。其中，在“学”与“术”上，已有全球共识度相当高的客观标准，少数国家依仗现代大学发轫优势，占据多数学科专业前沿，拥有一些学术领域明显的话语权。但在“道”与“理”上，比如涉及精神文明的深层问题，则应正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必要差异，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尊重国际学术界既有规则的基础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培育壮大我国学术界的全球话语权。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势必要坚持本色、办出特色，坚守和创新本土化的“道”、“理”的基石，熟悉和抢占全球化的“学”、“术”的前沿。

　　

　　

　　

　　（载2014年1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于《新华文摘》2014年第7期）